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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公权力岗位上，不顺手牵羊、趁便捞点好处，如果没有一点觉悟和境界，是很难的。只有那些有风骨的人，才能把公与私分得清，绝不会占公家便宜，以公权谋取私利。一些有境界的古人，在这方面甚至能做到极致。
春秋时期，晋国大夫范鞅杀了意图谋害自己的羊舌虎（一说是范鞅诬陷），又囚禁了羊舌虎的哥哥叔向（“叔向”其实是他的字，他原本名叫羊舌肸，是晋国大夫，与郑国的子产、齐国的晏婴齐名）。这时，乐王鲋来见叔向，就说会在范鞅面前为他求情。可是叔向却不领情，没理会，乐王鲋走时也不拜谢。在今天一些人看来，这简直是不通人情，即便内心知道人家只是口头说说，你虚应一下也不为过。当时，他的哥哥羊舌赤等就埋怨叔向。叔向便说，真正能救自己的只有祁奚祁大夫。众人不解，叔向说，乐王鲋是顺从君主的人，哪里能行呢？祁大夫“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为人正直，怎么会唯独不救我呢？
结果真如叔向所料，乐王鲋见了晋平公，反而说了叔向坏话。自古而今，如乐王鲋般奸滑的小人真是不绝如缕。倒是祁奚听说他被囚禁，虽然已经告老还乡了，但还是赶回来见范鞅。引经据典说了一番话，终于说动了范鞅，和他一起去见晋平公，赦免了叔向。
在今天人们想来，这之后定是祁奚来见叔向，对其大加勉励，叮嘱他出来了要好好干，顺便接受叔向的谢恩，而叔向定是对祁奚感恩戴德，叩谢不已。然而，什么事也没发生。完事后，祁奚不去见叔向就回家了，而叔向也没有向祁奚道谢就直接上朝去了。显然，叔向深知祁奚的秉性为人。他救自己，是为江山社稷，不为私人情义，根本用不着谢恩私门。这就是士人之间的相知。
一些人可能会认为，这俩人都太耿直太傻了。对于叔向来说，于私，人家救了你的命；于公，祁奚为国家挽救了栋梁，所以感谢一下祁奚也不为过，正好可以去联络一下感情。这都不去当面感恩，让好人以后怎么当呢？对于祁奚来说，正好可以借为公办事而兜售私恩，培养圈子，涵养人脉，此时不为何时为？顺理成章地就把人拉到自己这一边了。
这样的逻辑和观念，有的人会觉得理所当然。事实上，在形形色色的假公济私中，借办公事而售私恩最为常见。比如当权者明明是为公办事，却非要搞成是因为你才办这事，所以你要谢他的恩。遗憾的是，在不少人的潜意识里，对此并不以为意。其实，用现在的流行词来说，这就是“灰犀牛”事件，人们习以为常，视而不见，及至成祸，却已晚了。今天“圈子文化”之所以根深蒂固，其内在机理正在于此。一些人搞山头主义、拉帮结派、团团伙伙、任人唯亲、排斥异己，趁的正是办公事的便利，兜售的则是私人的恩典，甚至打着为公旗号办着私事。
其中尤为突出的，就是在用人上搞“拜官公朝，谢恩私门”那一套。一方把对组织的感恩变成了对个人的感恩，一方则把党的干部变成自己的“家臣”，结果就是相互“投桃报李”，导致政治生态污浊，恶性循环成“圈子文化”。倘若官场此风盛行，事业怎么能兴旺发达起来呢？
事实上，在古代那些有境界的士大夫身上，内心里都有一道公与私的界限。公就是公，私就是私，绝不相混，更不会假公济私。特别是在用人问题上，他们为后人树立了一个鲜明的标杆。
据《晋书》载，西晋开国元勋羊祜，任职历魏晋二朝，“其嘉谋谠议，皆焚其草，故世莫闻。凡所进达，人皆不知所由”，就是他所举荐的人，都不知是谁举荐的。当然，《三国演义》里说他举荐人才又自焚奏稿，应该是据此推演的，焚稿主要是指他献的好计谋和正直的言论而言。后来，有人就说他“慎密太过”，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你这样太过谨慎没必要嘛，让人知道是你推荐的也没什么嘛。羊祜却说：“不能举贤取异，岂得不愧知人之难哉！且拜爵公朝，谢恩私门，吾所不取。”所以，其心心念念的，还是举荐人才的职责，而不是为了让人才私下谢恩自己。
和羊祜相似的还有宋朝宰相范纯仁。据《宋史》记载：“纯仁凡荐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议，其人不知自纯仁所出。”和羊祜一样，被引荐的人才也都不知道是谁举荐的。有人就问他：“为宰相，岂可不牢笼天下士，使知出于门下？”这意思很明显，就是应该借此拉拢人才到自己门下。而范纯仁回答得刚正：“但朝廷进用不失正人，何必知出于我邪？”说白了，就是为国选才，谁引荐的无关紧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