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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良序发展而言，制度伦理发挥着建构性和规范性的主导作用，但政治主体的德性状况对制度本身的公正运行同样不可或缺，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德性素养关乎群体利益和个人福祉，兹事体大，不可不察。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对领导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政治伦理要求，笔者试图从信念伦理、责任伦理、底线伦理三个层面入手，对领导干部的政治品德予以深入探究。
领导干部的信念伦理
一个社会的思想结构和精神家园仰赖信仰与信念的维系与支撑。所谓价值信仰主要指生活在特定社会文化条件下的群体或个体，基于一种共同的价值目标之期待，所共同分享或选择的价值理想或价值承诺。信念伦理则指人们基于知识理性和实践判断所建立起来的道德确信。领导干部的信念伦理主要由个体道德理想和社会道德理想构成。个体道德理想表现为个体的理想性道德人格，它是在道德生活实践中经过主体的自觉选择和自由创造逐步生成的价值理想。古希腊的道德人格强调智慧、情感和意志的综合统一，中世纪基督教的道德人格夸大灵性的精神作用。中国先秦时期孔孟追求的人格理想是“君子”和“圣贤”，宋明理学追求的人格理想是“内圣外王”。但个体的道德人格理想只有在与他人和社会的交往中才能被不断建构，因此，它必须与社会道德理想相一致，在自我的道德发展与社会的道德发展相统一的过程中获得正当性和现实性。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各级领导干部应当把个体的道德人格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理想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以积极开放的个体道德选择和自由创造的人生追求来确立、实践和完善自己的道德人格理想，并以超越进取的道德精神和持久恒定的道德意志去支撑其所认同的道德人格理想；另一方面又要坚持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的共产主义社会道德理想，使之成为矢志不渝的根本性社会道德信念。毋庸讳言，现实生活中不少领导干部政治上蜕化变质、经济上贪婪成性、道德上品行堕落、生活上奢靡腐化，皆是因为理想信念这个根基发生了动摇，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出了问题。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精神上“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今天衡量和判断共产党人信仰坚定与否的标准是什么？这就是看其能否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四个自信”根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长期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全面体现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它既反映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同时也是检验各级领导干部理想信念的“试金石”。特别是在当今世界风云变幻，中国的深刻变革面临啃硬骨头和涉险滩，各种社会思潮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各级领导干部只有坚定“四个自信”，才能不为国内外的任何风险所惧，不为来自各方面的干扰所惑，从而长期保持战略定力和前进动力，真正自觉地成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
领导干部的责任伦理
“责任伦理”思想源远流长。中国的道家学派主张，权力拥有者所要做的首要之事是生蓄长养万物和百姓，它要对整个世界负起责任，而不仅仅是面向自身和服务自身。《道德经》指出：“夫唯道，善贷且成。”这里的“贷”就是施与，“成”就是成就，在施与和成就之中，道显示出它之于世界的本真价值和意义。儒家认为，天的本质是“至诚”，《中庸》讲：“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即天的“至诚”本质就是让日月星辰按照宇宙规律自我运行，自然万物各正性命、生生不息。这就要求为官从政的君子必须将天道之实然转化为人道之应然，努力实现“以德配天”，在尽职尽责中完成上苍赋予自己的政治使命。
恰如麦金太尔在《追寻美德》中所言，人的德性是具体的，在每一时代都存在着属于这个时代的德性，虽然每部伦理学史都可以罗列出一串长长的德目表，但其中任何一项德目都不是普遍适用于一切时代的德性。那么，处在新时代的党员领导干部，在责任伦理层面应当具备什么样的德性呢？这就是要具备强烈的担当精神。首先是政治担当。因为政治上敢不敢担当、能不能担当、有没有担当，最能检验领导干部的政治操守和政治品格。必须看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这就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强化政治担当，敢于碰硬、敢战能胜。其次是工作担当。即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自始至终把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全部工作的重心，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要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奋斗精神投入工作，把对组织和人民的感恩之情，转化为奉献社会和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转化为勇创佳绩和拼搏进取的工作劲头。在追求政绩的过程中，既要做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显绩，也要做有利长远为后人作铺垫的潜绩，要在老老实实干工作和默默无闻做奉献中，追求经过历史沉淀后人民群众真实而客观的评价，所谓“口碑千古事，得失民心知”。
当然，在改革难度越来越大、涉及矛盾越来越深的今天，一方面，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党员干部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必须接受人民监督，承担因失职、渎职、违法而造成的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改革创新是对新事物的探索，充满着各种风险和挑战性，必然出现观念的冲突和新旧力量的较量，从而引发各种失误和错误。要坚决消除“为了不出事，宁愿不干事”的错误观念，有效避免懒政庸政和为官不为现象的发生，真正激发起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就必须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容错纠错机制，为敢于担当者担当。特别要使容错纠错机制的建立、运行、实施结果和申诉救济机制，充分体现公平、公开、公正的政治伦理原则。从而实现有效保护改革者、积极鼓励探索者、真正宽容失误者、便于纠正偏差者、大力警醒违纪者的政治目的，最终建立起鼓励改革创新的政治生态环境。
领导干部的底线伦理
如何对政治权力的使用进行有效的限制和规范？最直接的答案是将其关进制度的笼子，对之予以有效制衡和约束。此外，还涉及如何提高权力主体的底线伦理水平。所谓底线伦理是指权力主体行为准则的正当性并不依赖于行为的目的或结果，而是依据行为或行为准则的性质。亦即权力主体所应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必须是某些基本的不应逾越的行为界限或约束。古今中外的政治伦理学者都把“节制”视作提高底线伦理水平的根本措施，早在古希腊时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把节制视为社会管理者的重要德性，黑格尔更是对任性和意志自由作了深入辨析，认为意志自由是经过在自身中反思而返回到普遍性的特殊性，人只有在对任性的节制与限制之中才能获得真正的意志自由。中国道家创始人老子认为权力特别容易给人带来病态的幻觉，让其拥有者陶醉在自己聪明智慧所开启的光明之中，并相信这种光明可以照耀世界，但真正的圣人会将自己置于和百姓共存共亡的境遇中考虑问题，主张“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并把“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作为圣人处世的重要原则。儒家则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视作权力自我节制的金规则。
政治伦理以自我节制为核心建构起了自身的底线伦理，这就要求当代领导干部只有牢固树立遵纪守法的观念，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意志自由。因为从权力运作的视角看，自我节制并非仅是领导干部的一种道德觉识，更包含对政治规矩的主动遵守，包括自觉遵守所从事职业的政治纪律和来自上级组织的各种命令，特别是依法行使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唯其如此，才能有效维护整个政治体系的高效运转，最终达至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目的。当然，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和各种法律法规作为外在于领导干部的客观规范，要使其内化于自己的道德意志之中，必须以领导干部自我节制的政治德性为前提和基础。其间，积极禁止自己对各种不当物欲的追逐与放纵尤为重要，特别是不能让权力沾染上铜臭味，真正做到“当官莫求发财，发财别来做官。”纵观无数腐败分子的基本人生轨迹，皆是由经济腐败逐步滑入生活腐败、司法腐败、政治腐败，最终将自己导入自我毁灭的万丈深渊。因此，如何在自我节制中用理性克服各种内在的情欲放纵，时刻坚守底线伦理，严守个人私德，做到安不忘危，兴不忘忧，永远秉持如履薄冰、小心谨慎的态度做人做事，将是每位党员干部终身面临的重大人生修养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