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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新时代奋斗者的答卷

编辑部

来源:新华社

发布日期:2018-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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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大写的人,才有大写的国。

  近些年来,两个中国科学家的名字被人们广为传颂。

  黄大年——地球物理学家,吉林大学教授,在毅然归国后的7年里,推动中国深部地球探测技术实现跨代飞跃;

  钟扬——植物学家,复旦大学教授,在生命的最后16年,扎根青藏高原,带领团队收集4000万颗种子,盘点了世界屋脊的生物“家底”。

  从白山松江到雪域高原,他们并不熟识却精神相通。他们的身后,是千千万万“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知识分子,以忠诚和奋斗书写着新时代的精彩答卷。

  黄大年与钟扬,似乎有着不解之缘。

  2017年9月24日23时38分,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钟扬就党支部会议议题征求院领导意见,在微信群里“圈”了所有人:“我们何不在26号下午花一个小时开个会,讲讲黄大年呢?”

  此时,距离黄大年去世,已有8个多月。而就在微信留言几个小时之后,钟扬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出差途中不幸遭遇车祸,53岁的生命戛然而止。

  冥冥之中,仿佛有一种力量,牵引着这两位奋斗者的生命。

  他们有同样的梦想,都为之“惜时不惜命”;他们有同样的使命,都为之“如痴如狂”;当他们身体发出最后预警时,他们想到的不是休息,而是干事拼搏的加速度……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办公室工作人员说,那时提起黄大年,钟院长时常感到惋惜,可他一面说着,一面仍然坚持进藏。

  整整16年,每年100多天,行程超过50万公里;十多种高原反应,钟扬样样都有,但他为了填补国家植物基因图谱中的那片空白,16年如一日穿梭在青藏高原的千沟万壑。

  一次,高原野外采样途中,九座越野车上,学生们在前座上颠簸得受不了,瞧见躺在后座一堆行李上的钟老师却睡得正香,心里觉得“行李座”或许会好受些,闹着和钟老师换座位。

  换座后,没过十分钟,两个女学生吐得翻江倒海:“这哪儿是人睡的地方啊!”

  “钟老师!他怎么能……整整十六年啊,他怎么受得了!”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毕业生朱彬回忆起当年的点点滴滴,泣不成声。

  要知道,即便是西藏当地人,由于高原缺氧,往往要睡够八九个小时才能有精神工作,可钟扬却说:“我在这里能睡四个小时,已经很奢侈了……”

  2015年,钟扬生了一场大病,别人都以为他出院后会“有所收敛”,没想到他却“变本加厉”。在挑战生理极限的高原野外考察中,往往是凌晨时分在上海工作,当天深夜又在海拔4000米的拉萨工作到又一个凌晨,学生们送他一个外号“钟大胆”。

  钟扬曾说:“高原反应的危害要5到10年后才显现,我有一种紧迫感,希望老天再给我10年时间,让我把高原种子和西藏的工作继续做下去。”

  拿命换科研,这是何等痴狂!

  2016年6月28日,北京青龙桥,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深部探测中心。

  黄大年作为首席科学家主持的“地球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项目”在这一天通过评审验收。这意味着,中国重型探测装备技术研发实现了弯道超车、跨代飞跃!

  而就在一天前,黄大年突然晕倒在办公室。为了准备这次评审,他已经带着团队熬了将近3个通宵,醒来第一句话却是告诉秘书王郁涵“不许跟别人说”。

  许多人不理解,可黄大年的挚友、著名科学家施一公理解他:“大年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报国理想和报国冲动的人。他深知我们的科研与外界的差距,他惧怕我们的动作稍微慢一点,我们的国家就会赶不上。”

  许多人不理解,可钟扬的妻子张晓艳理解他:“从我认识他的那一刻,就知道他为科学而生,为事业而生,为理想而生。他的人生,属于科学,属于国家,属于人类。”

  同样的爱国之情、同样的报国之志、同样的卓越之才。他们心中想的都是祖国、是事业,而唯独没有自己。

  “看到他,你会知道怎样才能一生无悔,什么才能称之为中国脊梁。当你面临同样选择时,你是否会像他那样,义无反顾?”

  这是黄大年曾在朋友圈提出的“黄大年之问”,是他向自己的偶像、“两弹元勋”邓稼先的仰望致敬,更是一代爱国科学家捧出的赤子之心。

  追溯黄大年和钟扬的生命轨迹,探询他们的人生理想,我们看到了新中国一代代知识分子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精神谱系。

  穿越历史的星空,他们如此相似。

  钱学森——1955年,冲破重重阻力离开美国,投身到新中国建设的热潮中,用7年时间实现了中国导弹从仿制到自行研制的飞跃,却一直不愿接受“导弹之父”或“航天之父”的称呼。他曾说,航天是一项大规模的科学技术事业,成就应归功于集体。

  邓稼先——26岁,在拿到美国博士学位的第九天,回到了一穷二白的中国;34岁,他用3个“不能说”告诉妻子工作的变动,从此,消失整整28年,回来的时候,已是一个直肠癌晚期的病人;弥留之际,他仍嘱咐要在尖端武器研发方面努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罗健夫——微电子领域著名科学家,先后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图形发生器”“Ⅱ型图形发生器”,为航天事业作出突出贡献,47岁英年早逝,被称为“中国式保尔”;

  蒋筑英——用生命中最后近20年时光填补了光学镜头像质评价领域的空白,去世时年仅44岁,但其光学传递函数学科成果已在航空航天、地面测控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时空中,闪耀着一代代科学家奋力前行的夺目光芒。

  从“东方红”跃然于世到“墨子号”飞向太空,再到“复兴号”风驰电掣、C919大飞机划过长空……正是一代代科学家以“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情怀投身国家发展伟大事业,挺起了中华民族傲然屹立于世界东方的自信脊梁,绽放出荡气回肠、感天动地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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