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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态好坏，直接影响用人生态，影响干部队伍状态。政治生态清明，选人用人就会风清气正，干部队伍就人心顺、正气足。同样，选人用人风清气正，把忠诚干净担当的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能够促进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本报记者近期分赴重庆、山西、云南等地调研，干部群众普遍反映，从严刷新吏治、净化选人用人风气，是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关键。
选准人用对人，是净化政治生态的重要“滤芯”
“选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人，是政治生态的风向标。”调研中，这句话被事实反复印证。
政治生态受到污染，干部选用就难以保持“净土”：说情打招呼、违规用人，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任人唯亲、团团伙伙、搞“小圈子”，带病提拔……在政治生态出问题的地方，这些现象屡见不鲜。
受访干部群众认为，修复净化政治生态得从选人用人着手，能够把踏实肯干的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就是政治生态向好的“信号灯”。
这几年，山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经历了一场极不平常的政治考验。2014年，山西发生系统性塌方式腐败，而今浴火重生。“以前，有的干部认为要提拔，得有关系才行。”山西省委巡视办负责人说，“现在，干部选用风气正在不断向好。”
“我的经历是政治生态好转的一个注脚。”吕梁市一位区委组织部主要负责人在乡镇干了9年，2016年被提拔。组织谈话时她热泪盈眶地说：“我根本没想到能从乡镇干部提拔为组织部长，现在组织选了我，我要感恩组织，更加努力工作。”
空气受到污染，需要过滤净化。同样，政治生态受到污染，也需要过滤净化。选人用人，是净化政治生态的重要“滤芯”。
“吕梁被定性为山西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重灾区。”吕梁市委组织部主要负责人说，2015年，吕梁“四大班子”换届，如何除旧布新、刷新吏治，是一道绕不开、躲不过的难题。吕梁全市1098名市管干部、4100余名科级干部，都要经过查档案、查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民意……吕梁市委用“九查”这一刷新吏治的“非常手段”，给每名干部做“体检”，47名干部被终止选拔任用程序。
吕梁的变化，是山西政治生态修复的一个缩影。近4年来，山西严厉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政治生态逐步恢复。2017年度“12380”平台受理举报统计分析显示，山西全省受理举报总量同比下降48.52％，其中违规选人用人问题举报量同比下降45.61％。
一个地方政治生态如何，总能从选人用人上找到表现。云南政治生态一度遭受严重破坏。“这两年，我们在匡正选人用人导向上下了大力气。”云南省委组织部主要负责人介绍，2017年，省委组织部对2013年以来“带病提拔”的领导干部选任过程进行倒查，问责相关责任人21名；开展为期1个月的干部选任工作集中检查，通报了143家单位4方面存在的20类问题，处理相关责任单位7家、相关责任人14名。
围绕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去年以来，重庆将选人用人情况作为日常监督、巡视巡察监督、派驻监督重点，建立完善领导干部廉政档案及信息管理系统，定期排查梳理市管干部问题线索，共回复党风廉政意见8205人次，提出暂缓使用意见94人次。同时，重庆着力发展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深入挖掘重庆红色革命、爱国主义、传统文化中的正能量元素，坚决防止“袍哥”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等封建腐朽文化沉渣泛起。
管好“一把手”，是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枢纽”
“‘一把手’正，一个地方、一个单位就歪不到哪里去。”这是调研中时常听闻的一句大白话。
“‘一把手’出问题，就不仅仅是本人的问题，很容易带坏干部队伍，一定意义上‘一把手’能决定一个地区、部门、单位的政治生态。”云南省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一把手’出问题，其危害甚至大于其他班子成员出问题的总和。”山西省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说，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必须紧紧盯住“一把手”。
选人用人的首要责任在党委“一把手”。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查处的案件看，如果一个地方“一把手”的家搞成了“官帽批发市场”“权钱交易所”，这个地方的政治生态必然恶化。
许多违纪违法的“一把手”之所以从“好干部”沦为“阶下囚”，日常管理监督不力是重要原因。
如何破解“一把手”监督难？
不少干部说，“一把手”用权必须严格依法办事，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要在思想上树牢，并体现在行动中。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周尚君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去野生动物园参观，游客要坐在铁笼车里。为什么？为了保障游客安全行使参观的权利。同样，法律不仅用来规范每个人的言行，也是对权力行使者的保护。
在重庆，一正一反实例也印证了这一点。已被查处的重庆市原副市长沐华平任渝北区委书记期间，在引进亿赞普钱宝项目决策中，违背重大项目决策程序，强行上马项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现任渝北区委主要负责人说，“沐华平为了搞政治攀附，不讲原则，不守法纪。2016年底，新一届区委常委会在决策亿赞普钱宝定向增资项目时，发现该项目涉嫌违法违规。我们严格按法律和政策办事，守住了底线。”他表示，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必须始终保持对法律的敬畏心，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
领导干部责任越重大、岗位越重要，就越要加强监督，而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强化党内监督的重要制度性安排。
调研中翻看案例发现，“一把手”要滥用权力，往往会先破坏民主集中制的监督制约。重庆市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介绍，为有效发挥党内监督这个利器，市纪委督促全市各级党组织严格实行重大决策党政主要负责人末位表态、党政机关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不直接分管人财物等制度，确保民主集中制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同时，重庆以督导市管班子开好民主生活会作为重要抓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今年初，市纪委、市委组织部会同有关部门全覆盖督导277个市管领导班子年度民主生活会，对45个单位作出问题性评价，纠正问题120个，叫停一个市级单位民主生活会并责成整改后报批重开，责成8个单位个别同志重写对照检查材料。
云南扎紧制度的笼子，坚持用制度管人管事。省里出台《云南省党政领导班子“一把手”监督办法》，并在全省开展严禁领导干部插手工程建设等“六个严禁”专项整治，问责处理干部2780多人。“我们还完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体系，推动‘一把手’对本地区本单位的政治生态负责。比如，怒江州泸水市多名干部涉嫌违纪被查处，市委原书记普记颜因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抓班子带队伍不力，今年3月被省委免职，调整任州司法局副局长。”云南省委组织部主要负责人说。
“必须加强上级对‘一把手’的监督。上级纪委、组织部要对‘一把手’经常谈话、咬耳扯袖。”云南省委巡视办主要负责人从巡视实践中总结出了自己的思考，“一把手”不能有特权意识，必须管好身边人和家属子女。
严管厚爱，形成既严格约束又正向激励的政治生态
营造良好政治生态需持久发力。不少干部群众谈到，净化受到污染的政治生态，绝不是查处几个腐败干部那么简单。
在云南省委组织部主要负责人看来，净化政治生态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干部选出来就不管了，组织还要负责对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应让干部感到组织时刻在身边。”
从严管理监督、坚持抓早抓小抓日常，已成为广大干部的共识，更是各地正在进行的实践。
重庆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精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2017年7月以来，全市纪检监察机关通过批评教育、谈话函询等方式处理14651人次，占75.9％；给予党纪轻处分和组织调整3190人次，占16.5％。
在对干部加强监督管理叫好的同时，受访的一些领导干部对另一个问题颇感苦恼：有的地方出现了个别干部不愿干事的情况。
如何激发干部的精气神？“我们的一个经验是，得让干部动起来，交流、轮岗、挂职，激活干部这池水。”昆明市委主要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昆明对任同一职务6年以上的市级部门主要领导进行了交流、轮岗，并着眼于解决一些部门执行力不强、“中梗阻”严重的问题，在20家市直部门探索开展科级干部竞争上岗，留任原岗位任职的仅占35.8％，一批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进一步激发了干部队伍的活力和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5月的丽江，游人如织，可去年的此时，却人影稀疏。受政治生态影响，丽江一度风气不正，原国家旅游局给予丽江古城两次警告，当地干部情绪不高，状态不佳，丽江发展受阻。“去年5月我来丽江任职，感到压力很大，干部队伍状态欠佳。”丽江市委主要负责人介绍，先从干部作风下手，一方面，去年整治干部有令不行等8种行为，严肃问责179名干部；另一方面，加大干部交流力度，交流轮岗152人，调整旅游、扶贫、环保等行业工作不力的相关负责人15名。经过整治，成效明显。以旅游为例，2017年下半年，丽江旅游市场就明显回暖，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旅游业总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15％和20％。
调研发现，近年来干部能上能下，尤其是明确“下”的情形和方式，给干部传导了更多压力。山西出台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实施细则，畅通“下”的渠道，规范“下”的程序，全省共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565人；云南严把干部的政治关、品行关、作风关、廉洁关，积极推进干部能“下”。
许多受访者认为，现在对干部的约束越来越严，“严管”的同时，要注重“厚爱”。今年5月，中办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旨在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大大激发了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在这方面，地方已有先行探索。2017年，昆明出台《关于激励干部改革创新干事创业容错免责办法（试行）》等办法，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激励干部改革创新干事创业“三个区分开来”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激发和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目前，三省市均在积极研究制定落实中办《意见》的细则。（温红彦、盛若蔚、姜洁、江琳、赵兵、孟祥夫、吴储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