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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刘向《说苑·政理》中记载：春秋时期晋国的董安于治理晋阳城，向蹇老请教为政之道。
蹇老答道：“要忠，要信，要敢。”
董安于问：“怎么做才叫忠？”蹇老说：“忠于主。”
又问：“怎么做叫做信？”蹇老道：“政令要有信用。”
再问：“怎么做才算敢？”蹇老答：“不当老好人。”
董安于听完说道：“有这三个字足够了。”
“忠、信、敢”三字，虽然不能涵盖为人处世的所有道理，却是为政者不可缺少的基本素养。后世之人，对“忠、信、敢”不断进行丰富，早已突破了其原来的含义。
先来说说这个“忠”字。
《左传》中记载：“临患不忘国，忠也。”即面对祸患不忘记自己的国家，可以算得上忠。诸葛亮《兵要》中载：“人之忠也，犹鱼之有渊。鱼失水则死，人失忠则凶。故良将守之，志立则名扬。”意指人有忠诚的品德，就好比鱼儿有了水；相反，如果失去忠诚的品德则很危险。
到了近现代，“忠”字又有了新的内涵。钱学森回国前，在美国被迫参加了数次听证会，被问道“你效忠谁？”钱学森答道：“我效忠中国人民。”回到祖国后，毛泽东同志问钱学森是什么支撑着他历尽辛苦也要回国，他以“苟利国家，不求富贵”作答。从董安于到诸葛亮，再到钱学森，忠诚的内涵早已不再局限于对个人“小忠”，而上升为一种对国家、对人民的“大忠”。
接下来，再谈谈这个“信”字。
商鞅徙木立信、季布一诺千金等故事，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称颂。言而有信、言出必行，不仅是为人处世的优良品德，更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政德。《刘子·履信》中有段话：“人非行无以成，行非信之无以立。故信之行于人，譬济之须舟也；信之于行，犹舟之待楫也。将涉大川，非舟何以济之？欲泛方舟，非楫何以行之？”
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也提出过一个理论：当公权力遭遇公信力危机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这就是著名的“塔西佗陷阱”。
正所谓“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如果说一般人失信于他人，受损害的只是个人形象，那么，为政者一旦不信守承诺，对国家和政权的危害可就严重多了。
“忠”“信”二字，说起来并不复杂，但践行起来却并不简单，离不开一个“敢”字，也就是要求为政者必须敢于担当、勇于作为。毋庸讳言，当下有些领导干部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有的认为独善其身就行，对下属违纪甚至违法的行为熟视无睹，不想主动去抓去管；有的是担当不足，害怕得罪人、丢选票；有的自身不干净，腰杆子不硬，没脸去监督别人……
一个“敢”字见真功，不仅要有动真碰硬的决心和勇气，还要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本领能力，对为政者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
“忠、信、敢”这三个字，从古代一直延续到现代，已成为很多仁人志士立身之要诀。过去是不少有志者毕生追求的奋斗目标，也是百姓评价官吏好坏的重要标尺。对当下的党员干部来讲，仍然需要常常拿起“忠、信、敢”这把标尺，量量自己为人品格和为政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