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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特权方能得民心

重温邓小平《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编辑部

来源:学习时报

发布日期:2018-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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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重温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仍觉振聋发聩,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在这篇重要讲话中,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把反特权摆在关系“党的威信”的突出位置,作出了反对特权、恢复党的优良传统的战略部署,既找到了端正党风、密切联系群众的突破口,也为改革开放顺利进行提供了坚强保障。

  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影响党的执政基础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很多党的优良传统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破坏,加之受到改革开放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搞特殊化的现象时有发生。比如,有的大兴土木,为个人扩建或新建高级住宅;有的巧立名目,大吃大喝,铺张浪费;有的纵容子女谋取私利,甚至明目张胆地违法乱纪。这些行为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极大损害了党的形象。为了整肃党风,在邓小平亲自推动下,党中央、国务院研究制定了《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为了让《规定》顺利执行,中央专门召开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邓小平亲自进行动员。

  他首先提出了广大群众最为关切的三大问题:一个是物价涨,一个是干部特殊化,还有一个是房子紧张,并进一步指出,“要讲特殊化,恐怕首先表现在高级干部身上”“这种情况,在中下层干部中也有”,可以说干部特殊化相当普遍,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当中主要议论之一”。他深刻分析道,特殊化的后果就是脱离群众,甚至腐蚀自己的子女和家庭,上行下效,这样就带坏了风气,官僚主义也无法克服,“不单是一个党风问题,而且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可以看到,他把干部搞特权看作影响党风政风社风的重大政治问题,这是非常深刻和有远见的。后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在当时以反对干部特殊化为切入点,着力反对各种特权,纠正不正之风,抓住了要害,使党风很快得到扭转。

  特权的产生有深刻的思想根源和客观基础

  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特权思想与党的性质和宗旨格格不入。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但是,为什么有些干部甚至一些战争年代走过来的高级干部,不能正确处理公与私、义与利、廉与腐、苦与乐的关系,反而去公开谋取特权和私利?邓小平深刻分析了背后的思想根源和客观基础。

  主观上,放松了党性修养,“现在有少数人就是做官当老爷”。邓小平用“做官当老爷”短短五个字,一针见血地道出了特权现象的思想根源。执政之前,我们的干部是抱着革命的目的来的,满怀着坚定的理想信念,抛头颅洒热血,是身先士卒的革命者。现在我们党处在长期执政的历史地位,干部手握公权力,“当官”的味道越来越浓。一旦忘记了入党的初心,很容易腐化起来,成为“官老爷”。加之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封妻荫子”等特权文化根深蒂固。受这些腐朽思想影响,一些党性不强的干部容易把权力作为满足个人私欲的手段,利用公权谋取私利。

  客观上,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可以做出各种违反规章制度的事情”。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后就提出反对特权,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刘少奇都提出,要警惕党内可能产生一个“新的贵族阶层”,并为此规定了一些必要的制度。比如,住房要交房租、坐小汽车办私事要交费等。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制度遭到破坏。再加上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作出这个规定稍迟了些,实在是因为顾不上”,出现了党纪国法不健全的现象。与此同时,已有的规章制度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干部搞特权后得不到及时纠正,导致一些干部无所顾忌。这些客观原因,助长了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滋生蔓延。

  反特权的关键是高级干部带头

  反特权的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是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邓小平在反特权上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寄予厚望。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上面的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没有讲话的权利,人们会问,你们自己怎样呢?”因此,他希望高级干部带头,“解决干部生活待遇方面存在的问题首先要从高级干部着手”“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现在需要全国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

  带头制定好规章制度。邓小平十分注重制度建设,他认为制度更稳定、更靠得住些。为此,他亲自推动建制度、立规矩。他大声疾呼,“现在再不作这样的规定,我们就无法向人民交代了”。他还耐心地向高级干部解释,“现在,基本上还是把我们的老章程恢复起来,没有更多新的苛刻的规定”。在他的重视和推动下,我们党随后逐渐制定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探索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置于监督的探头之下。

  带头执行好规章制度。制度再健全,不执行或者执行不好,就会成为“稻草人”。邓小平特别强调制度的执行力,他斩钉截铁地说,这个规定一经下达,“就要当作法律一样,坚决执行,通也要执行,不通也要执行”“不但自己要自觉遵守这个规定,而且要做好自己的亲属和子女的工作,做好有关人员的工作”。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的支持下,1986年几个高干子弟在“严打”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党心民心为之一振。

  带头恢复和发扬好的传统。干部特殊化是我们脱离群众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邓小平要求全党必须恢复和发扬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要“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他要求大家行动起来,反对官僚主义和“衙门作风”,切实关心群众生活,“只要你关心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不仅不搞特殊化,而且同群众一块吃苦,任何问题都容易解决,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反特权也没有休止符。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鲜明地展示了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立场。可以说,反特权仍然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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